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中國哲學的未來

 
    ■ 主持人開場語

　　大家好！今天的演講我們請來了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當今時代，正是人類歷史產生翻天覆地急劇變化的時代，新時代對中國哲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國哲學要結合當代中國人民的偉大社會實踐，結合中國人民新的歷史任務和時代精神，做出深刻、敏銳及前瞻性的解答。下面請任先生演講，題目是“中國哲學的未來”。

　　演講人：任繼愈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

　　▲任繼愈　1916年生，山東省平原縣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哲學系畢業(yè)。1942年于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yè)，留北京大學任教，1956年晉升為教授。

　　1964至1985年在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籌建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并與北大聯(lián)合培養(yǎng)宗教學本科生，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1985年起，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兼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學術界的代表，王羲之藝術研究院學術顧問，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七卷本)、《中國佛教史》（八卷本）、《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詞典》、《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一O六卷)等。 

  　一、中國哲學的特點

　　哲學這個詞中國過去沒有，在1903年以前都沒有，但關于哲學的問題是有的。我們現(xiàn)在的教科書里面講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學及標準，意思說哲學是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這個定義對西方哲學來說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中國哲學來說就不完全是這樣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他寫這部書是究天人之際，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關系，這一條恰恰是中國哲學要解決和研究的問題。古希臘有“愛智”，“智”包括很廣，社會、政治、自然、還有哲學都屬于“智”。后來希臘的哲學思想就提出做學問沒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個人認識他自己，這是研究人的問題。提出人要認識自己，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為什么這樣說呢？人類要生存，首先要解決認識自然的問題，人的進步也是從認識自然開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慮更多的問題，哲學總是從先解決溫飽以后才發(fā)生的。所以當人開始認識自己的時候，是很大的進步。

　　哲學的發(fā)生是有條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礎。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且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對世界文化寶庫有所貢獻。比如詩歌、舞蹈、飲食、服裝，這些都包含有文化內容。但是哲學不同，哲學是抽象思維，不是認識一件一件具體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蓋面更廣的領域和范圍。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獨特文化，但不能說每一個民族都有哲學，沒有文字的民族就沒有哲學，這是哲學的抽象意義決定的。過去我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qū)做社會調查，發(fā)現(xiàn)那里的人們對好壞、大小這樣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對“仁、義、禮、智”這個程度的概念就很難理解了。哲學有更高的抽象思維，比一般的科學還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學說認為哲學是一個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說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很多的哲學都要解決一個問題，這是它的任務。哲學究天人之際，將自然、社會、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針對具體的某一個問題的，但任何問題如果缺少了哲學的指導，就會出問題。哲學有一種看不見的用處，就是中國人說的無用之用。哲學能蓋工廠、蓋房子嗎？都不行。但哲學與社會活動、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的需要是分不開的，如果哲學脫離社會和現(xiàn)實生活，不能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那這樣的哲學就沒有盡到它的責任，就不夠格。我看到中國人對哲學的定義范圍與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學家張載說一個讀書人的任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最高的目的，這個目的就中國的哲學家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很多哲學家、很多種中國哲學史也提出這個定義，在西方看來這個是哲學問題嗎？為萬世開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們總是覺得不一樣。

　　在西方，中世紀的時候，哲學和神學沒有分開，一切的學問都屬于神學，哲學是神學的奴婢，神學統(tǒng)管哲學，哲學比神學低一層。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的深入，各門學科分類越來越細：自然科學分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哲學也分美學、倫理學、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等等。中國的哲學為什么沒有分那么細呢？因為西方文藝復興以后自然科學逐漸發(fā)達，使用的機器也越來越多，手工業(yè)開始發(fā)展，開始有手工業(yè)的工廠，勞動者集中，分工細致，這使社會科學的研究發(fā)展方向分散，哲學與宗教就分開了。中國的封建社會維持時間特別長，但資本主義興起比西方遲，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細”的一個歷史的過程，中國哲學一開始就宏觀地看思想的發(fā)展和存在。

　　中國哲學講綜合，西方哲學講分析，這種說法不算錯。但是有一點必須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學的分析也是跟現(xiàn)代的科學分類和科學發(fā)展分不開的，中國缺少了這一段歷史，因此它講“分”就講得少，而且分類不像西方這么細，這都是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的差異造成的，不是說生來就是這樣的。從歷史發(fā)展階段來看，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就相當中國的孔孟時代，人類認識自己都大致有這樣一個過程。

　　中國的哲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始終跟宗教密切結合。西方有一個政治和宗教分離的過程，教權、政權這兩者是對立有矛盾的，教權的地位比政權高，實際控制的地位和影響比較大。拿破侖在歐洲是英雄，他當皇帝要教皇給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權和教權是分離的。中國政權和教權從秦漢以后一直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國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結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兒子，是宗教的名稱。在外國天子是耶穌，國王不是天子。中國的政權鞏固也跟這個制度有關系。十世紀以后教育制度上，《四書》代替了《五經》，成為全國通用教材，任用官員必須經過《四書》的考試，官吏同時具有教職人員的身份，中央統(tǒng)治就更穩(wěn)定了。多民族、統(tǒng)一的大國的好處就是內部沒有戰(zhàn)爭，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這里，那時中國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國是最好、最強的，所以在這期間中國的哲學發(fā)展有一段停滯時期。當時老百姓的要求和權利也就沒有機會表達，人們的痛苦也就沒有機會改變。這時中國是靠圣人、圣君來治理國家的，這種狀況也不利于哲學發(fā)展，哲學要不斷地接觸新的事物，階段地解決新問題才能發(fā)展。但在中國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說的去做，不能改變，甚至有懷疑圣人的教訓都是有罪的。比如說孝，就不能問為什么要孝，問這個問題本身就有罪，因為孝是天經地義的。這就像西方的教徒問為什么要信上帝，有這樣的懷疑就是犯罪。

　　可是科學是不斷在發(fā)展的，政教不分、長期統(tǒng)治，這個流弊越來越明顯——考試內容、教學內容陳舊，人們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閉。從鴉片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舊的哲學思想不那么靈了，從西方傳來的新思想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新思想的傳播有一個特點，從南往北產生影響。天平天國起義是從廣西開始的，康有為、梁啟超是廣東人，接下來的是孫中山也是廣東的，國民黨改組是從廣東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也是從廣東開始。思想的進步必然要交流，廣東是一個對外交流的大門，而此時的中國北方相對錮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響大一些，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