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4周年

  
    楊義，廣東省電白縣人?，F(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首批學部委員，《文學評論》主編，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新文學圖志》、《中國敘事學》、《楚辭詩學》、《李杜詩學》、《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以及十冊《楊義文存》等著作30余種。曾獲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等獎項。曾講學于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國諸名校。

 　　
    一

　　最近，我拜讀了近三十年來研究毛澤東詩詞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深感這個領(lǐng)域在注釋、考證、解讀和研究上已達到了現(xiàn)代文化現(xiàn)象闡釋的非常高的水平，獲益良多。但我也感到兩點不足，一是對偉人崇尚的絕對性，影響了學理的深入展開;二是拘泥于對作品修辭技藝的解讀，未能非常到位地解讀偉人的氣度和胸襟。毛澤東詩詞是獨具風神的藝術(shù)品，但不僅僅是一般的藝術(shù)品，而更為根本的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吐納風云、評說春秋、飛揚情志的文化現(xiàn)象。如果說它們是詩詞，乃是大寫的詩詞，是擁抱著現(xiàn)代中國史的大事件、大智慧的詩詞，是現(xiàn)代歷史的創(chuàng)作者對正在創(chuàng)造中的歷史，進行巨人般的關(guān)照、領(lǐng)悟和審美把握的結(jié)果。

　　對于解讀這種氣勢軒昂、光昌流麗的文化現(xiàn)象，一般的文學評論的術(shù)語已經(jīng)不足以將其內(nèi)在的精神氣質(zhì)透視得深刻而到位，因而應該對它的解讀創(chuàng)造一些新思路、新話語。我覺得應該使用中國非常講究的“氣象”一詞，研究毛澤東詩詞的精神氣象。需要解釋的是，漢語“氣象”一詞具有多義性，這里不屬于研究刮風下雨一類自然現(xiàn)象的大氣科學，而屬于研究人的氣質(zhì)、氣派一類精神現(xiàn)象的人文之學。由此，它與古老中國的宇宙生成哲學相聯(lián)系，體驗到一種元氣，或浩然之氣充沛于宇宙之間和人的心胸之際，這種生命氣息不斷地激蕩、奔涌、翻卷著人的情感、氣質(zhì)、氣派和想象力，由氣成象，從而創(chuàng)造性地形成一種令人心馳神往的人文氣象。與“氣象”相近的一個詞是“風格”。自從法國18世紀的布封（Buffon）發(fā)表“風格即人”的名言之后，風格學的研究已經(jīng)發(fā)展為文藝學的重要分支。但是，風格傾向于修辭方法的分析，氣象則更加重視創(chuàng)造主體的精神氣質(zhì)、胸襟魄力。比如宋朝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就使用氣象一詞297處，有“天地氣象”、“堯舜氣象”、“俠士氣象”、“儒者氣象”、“圣賢氣象”，并引用程頤（伊川）的話說，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古人也有用氣象談文學的，比如“歐蘇氣象”，尤其是東坡氣象，談論更多，說他的《赤壁賦》是反《蘭亭集序》的，有“蒙莊氣象”?！稓v代詩話》說：“《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等等，“略略數(shù)句，而圣賢、王霸、俠士、婦人氣象自別”。

    二

　　毛澤東詩詞乃是非常人寫非常事、出以非常之筆這種“三重非常”的產(chǎn)物，筆鋒運行于現(xiàn)代史上驚天動地的重大事件之間，卻蘊含著雄偉的氣魄、巨大的智慧和從容的風度，散發(fā)著一股旋轉(zhuǎn)乾坤、搏擊人心的審美情趣的氣流。重大事件因高度的思想和想象而形成氣象。這種詩詞氣象，導源于詩人的創(chuàng)造性主體，具體體現(xiàn)為三個重要的維度：馬背寫作，昆侖情懷，鯤鵬擊水之氣勢。首先看“馬背寫作”的維度。井岡山是馬背寫作的起點，由此出發(fā)而開辟了中國革命“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quán)”的道路，因而是那些文人書齋寫作難以比擬的。它可以用炮聲來代表歷史發(fā)言：“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西江月•井岡山》）它可以用怒氣來宣示歷史正義：“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馬背文章，多有山的意象：“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又有所謂：“雄關(guān)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憶秦娥•婁山關(guān)》）毛澤東有一句詞：“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他的詩詞往往從側(cè)落筆，并不直接寫正面的戰(zhàn)爭攻守，而是寫戰(zhàn)前的意志、戰(zhàn)間的行軍和戰(zhàn)后的感受，也就是說，他不是簡單地作戰(zhàn)爭的宣傳，而是獨具只眼地發(fā)現(xiàn)人類歷史中的戰(zhàn)爭美學形態(tài)，戰(zhàn)爭里的人文氣象。他擷取的是映襯和升華著戰(zhàn)地碧血的審美黃花，氣度軒昂而從容。

 
　　戰(zhàn)爭美學的獨特發(fā)現(xiàn)之一，在于快馬加鞭的馬背上看到的山是有生命的，能夠飛舞奔馳的。長征路上的群山可以奔騰馳走：“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長征》）不僅奔走了，而且縮小了，綿延千百里的山系竟然成了細浪、泥丸，如宋朝的《詩人玉屑》所說：“有抔土障黃流氣象”，若無大氣魄是不能把如此浴血苦戰(zhàn)的千山萬水看得如此“只等閑”和“盡開顏”的。這種馬背山頭的奔騰感，使得充滿神話色彩的昆侖山也“飛起玉龍三百萬”（《念奴嬌•昆侖》），使得新開拓為中央根據(jù)地的秦晉高原也是“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沁園春•雪》）。這種馬背上看山的奔馳感形成一種思維定勢，甚至影響到他坐汽車上廬山，也感到“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七律•登廬山》）。馬背寫作散發(fā)著山野氣息和陽剛氣息，充滿著動感和力度。魯迅讀了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一些詞作，笑稱其中有“山大王氣”，就是馬背寫作不拘格套，不同于文人書齋寫作的一種獨特的美。

    三

　　其次是“昆侖情懷”的維度。毛澤東在馬背上哼出詩詞的時候，經(jīng)歷千山萬水，比如詩詞寫到武夷山、六盤山、廬山，他是到過的，唯獨沒有攀登過昆侖山。但他在萬里長征勝利之際，卻偏偏要寫一首詞來宣揚昆侖精神。毛澤東未到昆侖而寫昆侖，有若李白未登天姥而夢游天姥，這種寫作本身就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化精神現(xiàn)象。一者折射著現(xiàn)代領(lǐng)袖關(guān)注世界格局的襟懷，一者折射著古代詩仙追求神仙境界而笑傲王侯的風度。昆侖情懷是無比博大的，“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而且這昆侖已不只是地理學上的龐大的山系，而是融合了詩人的曠世情懷和崇高理想，變成一座“精神昆侖”：“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念奴嬌•昆侖》）這種昆侖情懷不是孤傲自高的，而是廣濟蒼生的，它關(guān)心著“環(huán)球涼熱”（也包括今日的地球變暖？)，多遺贈而不稱霸的。

　　昆侖情懷，在廣度上是擁抱宇宙時空的博大情懷，在深度上是穿透天人之道的哲學情懷。毛澤東寫詩詞，好用天地合觀的意象，青年時代送友人出國，看到“洞庭湘水漲連天”，他把古人常有的傷離別的情緒化作“要將宇宙看稊米”，“胸中日月長新美”的宇宙日月情懷。（《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這種宇宙日月情懷受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國民黨的首都南京的鼓舞，升華為“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且關(guān)切著天道與人道的關(guān)系，進入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哲理思辯（《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天地合觀的思維，帶著中國詩藝的對偶意識，自此成為詩人常用的思維方式。比如獲知江西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詩人的聯(lián)翩浮想中就出現(xiàn)了“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的巡天暢想，以及“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農(nóng)村建設的宏圖（《七律二首•送瘟神》）。回想到家鄉(xiāng)美景時，詩人也展開天地大視野，以“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來映襯帝子乘風的白云和芙蓉國之夢中的朝暉（《七律•答友人》）。這些天地景觀都是生機盎然，清新明麗的。

　　詩人的天地觀充滿鮮活的辯證法，不僅明麗，而且有陰沉，有明麗與陰沉的矛盾斗爭。辯證法可以激發(fā)詩的內(nèi)在生命，時空框架大者須避其空泛，矛盾頭緒多者須避其瑣屑。在國際風云變幻中，毛澤東感到“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在雪壓冬云、萬花紛謝的嚴重局面中，在大境界中凸現(xiàn)小亮點，以梅花自擬，抒發(fā)“梅花歡喜漫天雪”的情志（《七律•冬云》），預示著“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歷史必然（《卜算子•詠梅》），這就以小亮點反襯大境界了。大境界、小亮點的抒情策略，使詩詞的內(nèi)在氣脈洋溢著跌宕有致的辯證法的張力。再來領(lǐng)略1965年5月寫的那首《水調(diào)歌頭•重上井岡山》。志在凌云，自然要展開天地間的大視野，此志又是“久有”，可知朝思暮想已有時日。“千里來尋故地”，卻略過了當年的戰(zhàn)爭回憶，所見是“到處鶯歌燕舞”，不再是“黃洋界上炮聲隆”，既然“更有潺潺流水”，也就沒有“風煙滾滾來天半”。詩人使用的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這種不寫之寫的手法，“不寫”是略去當年戰(zhàn)爭的形跡，“寫”是超越了戰(zhàn)爭的形跡而看取井岡山精神。詞中揭示的井岡山精神有“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天地氣象，又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歷史哲學。昆侖、天地、日月，這是高出人間又哺育人間、超越人間又普照人間的巨大時空，在這種“超級時空”中可以豪情干云、想象飛馳、氣概鼓蕩。只有心靈中敞開大時空，才能在詩詞中涵容大氣魄，二者相得益彰，托出雄奇渾厚的想象力和精神氣象。

    四

　　其三是鯤鵬擊浪的氣勢。毛澤東喜歡用《楚辭》、《莊子》、李白、李賀的典故，但多是隨手拈來，另出新意，不為典縛，在活用、反用典故中激發(fā)新的生命。用典故須用活法，不能用死法，用到能化入自己抒寫情志的脈絡之中，始可謂之高明。比如《莊子•逍遙游》中的典故，毛澤東詩詞用得較多，1918年送友東行，就唱出了“君行吾為發(fā)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這是鯤鵬意象的正用，正用為壯志凌云的意象，到了1930年卻出現(xiàn)鯤鵬意象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這里的鯤鵬已不是遠行的壯士，而是腐惡的敵人。1963年再用這個意象來象征和悼念一位開國元帥的時候，所用的手法變成側(cè)用了：“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七律•吊羅榮桓同志》）蓬蒿中的斥鷃嘲笑高高飛翔的鯤鵬大鳥是冒險和徒勞，這是從側(cè)面寫鯤鵬式的英雄人物的不順利的生存處境。從側(cè)用到深度使用，這又是典故使用法的一項突破。1965年秋寫的諷刺蘇、美、英“三家條約”和赫魯曉夫“福利共產(chǎn)主義”的（《念奴嬌•鳥兒問答》），就深度使用了鯤鵬的意象：“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這是對《莊子•逍遙游》典故的引申，然后摹擬“鳥兒問答”的口吻，影射國際時事，把嚴峻的國際較量加以喜劇化。那只蓬間雀為戰(zhàn)爭威脅嚇倒，卻去營造自己的空中樓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對同一個意象的正、反、側(cè)、深等多種方式的運用，顯示了詩人把書讀活了，不是典故的奴隸，而是典故的主人，隨意驅(qū)遣，變化生妙，有一種舉重若輕的審美把握能力。典故的使用，不刻板地重復前人，也不拘泥地重復自己，或者故意重復卻加以點化而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反重復”，這是詩文大家的能事，從中散發(fā)著令人感覺到“熟悉中的陌生”的大家氣象。鯤鵬擊水之氣勢的另一層意義，可以向毛澤東早年的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中尋找。這一名句當然也用了《莊子•逍遙游》中轉(zhuǎn)述的典故：“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對擊水行為，毛澤東是作為“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時節(jié)的盛事來對待的：“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沁園春•長沙》）他主張在大江大河中鍛煉體魄和意志，年逾甲子之后，他還把“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余”，與古代圣人在川上所說的“逝者如斯夫”聯(lián)系起來（《水調(diào)歌頭•游泳》），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從游泳中生發(fā)出氣度，生發(fā)出哲學，這和他早年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體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磨煉武勇之意志的體育文化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同樣（甚至更加）非常值得注意的，擊水行為之所以如此有氣勢而令人難忘，是它用了“三千里”這個數(shù)量計程，并且與“人生二百年”這個數(shù)量計時相對仗。這就涉及毛澤東詩詞的數(shù)字表達法。數(shù)字是開啟人類智慧的鑰匙，數(shù)學與哲學，向被視為“科學之科學”。數(shù)字指向宇宙的時空維度，指向天地萬物的計量，指向歷史發(fā)展的進程，指向人類思維的有序和無序，某些神秘的數(shù)字還指向人類精神的隱秘。如《老子》之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周易•系辭》之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派之所謂宇宙起源于純潔而深奧的一，漸次達到圣潔的四，然后生出圣潔的十，從而成為天下之母，成為萬物之鎖鑰。以原始思維為根，數(shù)字在極淺白中包含著極深刻，極簡單中包含著極復雜，極輕盈中包含著極厚重。毛澤東詩詞的數(shù)字表達法，當然與中國語言的表達方式相關(guān)，如《唐詩紀事》卷七所載初唐四杰的軼聞：“楊（炯）之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tǒng)何足知之’，號為‘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shù)對，如‘秦地重關(guān)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算博士’。”毛澤東詩詞用數(shù)字，用得多，用得圓熟流轉(zhuǎn)，有的地方簡直達到化境。他多用“萬”、“千”等大數(shù)字，顧盼生風，相當出彩。數(shù)字可以使語言凝練，聲情兼茂，氣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萬類霜天競自由”（《沁園春•長沙》），又有道是“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沁園春•雪》）。如此蒼茫的境界，使《世說新語》記述的謝道韞的“詠絮才”佳話，簡直成了小兒女把戲。

　　以數(shù)字寫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規(guī)模、目的、民眾基礎和行軍速度，都寫得氣勢淋漓。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靈活機動，如“此行何處？贛江風雪迷漫處。命令昨頒，十萬工農(nóng)下吉安。”（《減字花木蘭•廣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百萬工農(nóng)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反擊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既有戰(zhàn)爭氛圍的渲染，又有戰(zhàn)爭氣勢的張揚，其強烈的審美效果多與數(shù)字相關(guān)：“萬木霜天紅爛漫”，“霧滿龍崗千嶂暗”，“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nóng)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反“圍剿”中那種高度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被一組數(shù)字表現(xiàn)得動人心魄：“七百里驅(qū)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數(shù)字的使用，在特定戰(zhàn)役中呈現(xiàn)出統(tǒng)計學的具體性，在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過程取得決定性勝利時呈現(xiàn)出審美學的概括性，比如長征勝利，有“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的概括（《七律•長征》）解放戰(zhàn)爭攻克南京，取得歷史性勝利時，大筆寫下“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

　　由于這些數(shù)字出自大懷抱、大手筆，又與鮮麗獨特的意象進行多姿多彩的組合，在運用手法中又呈現(xiàn)具體性和概括性、空間延展和實踐飛躍的多樣性及疏密有致的節(jié)奏感，因而頗有一些數(shù)字句成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廬山》在“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籠四百旋”之后，又有數(shù)字句為“云橫九派浮黃鸝，浪下三吳起白煙”；《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之后，又有數(shù)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這些數(shù)字或為地理方位,或為江流走勢,或點亮神話物證,或?qū)μ煜筮M行人間剪裁,都令人聯(lián)想到“李白文章,錦心繡口”,展開了一番別有情致的天上人間的精神暢游和文化對話。

 
　　詩情與政論、哲理、史識四者交融,使毛澤東詩詞的數(shù)字運用,出現(xiàn)了一些超越性的創(chuàng)造。他不再拘泥于數(shù)字的準確刻度,而使數(shù)字無數(shù),從而進入了宇宙和歷史的詩意化自由空間?！肚邎@春•雪》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其中的“多”和“無數(shù)”,比起已經(jīng)概括化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來,進一步虛化而帶上超越感。虛化的超越使世人自由地出入歷史空間,高屋建瓴地評點歷朝雄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并由此產(chǎn)生充滿歷史創(chuàng)造自信感的偉大的“面向今天,面向未來”:“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據(jù)說1945年8月《沁園春•雪》隨毛澤東出席重慶談判而傳至山城,引來政界文壇交口稱誦,急得國民黨當局暗中組織文人作詩填詞要把它比下去。這中間也許不乏“學富五車”的文士,不乏“才高八斗”的詩手,惟有一點,他們無法具有毛澤東式的政見、哲思、史識和詩膽,也就無從竊得有這四者交融而成的詩詞氣象了。1963年面對國際上來勢洶洶的反華浪潮,毛澤東作《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更是操持數(shù)字策略,把地球和歷史長河伸縮處置,高占地步地評述世界風云,顯示出一種氣象宏大的世界觀。“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這里連用三個“幾”字,既指出蒼蠅們只占人類極少數(shù),又暗示著無須細算它們的人頭和動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過如同“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一樣,很難有什么出息。對于歷史進程,詩人卻表現(xiàn)出時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zhuǎn),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種短促的句式和巨細懸殊的時間對比,展示了詩人總覽“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世界局勢,要奮起行動,“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革命實踐家的敏感銳利的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表達,得益于一連串數(shù)字詞的靈活運用,卻令人幾乎忘記了這些數(shù)字詞的刻意安排的痕跡。數(shù)字本來用以表示時間的刻度,但數(shù)字的詩化處理,則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體、亦虛化、亦超越,從而把詩人的博大胸襟或精微的體驗融合于其間,再加上中國語言的對偶功能的強化作用,數(shù)字就成了開啟詩詞的精神氣象的鑰匙。

    五

　　最后還想談一談毛澤東詩詞中的手勢表達。手勢也是一種“語言”,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連通著氣質(zhì)、形之于肢體的“語言”,其中蘊含著許多關(guān)于做手勢者的獨特信息。只要到過敦煌石窟的人,都可能為那數(shù)以千計的佛像的千姿百態(tài)的手勢感到精神震撼,從中感受和揣測到佛門啟示世俗的豐富復雜的意義。佛像手勢是人間手勢的模式化、儀式化和神圣化。在人間世界,手勢有時聯(lián)系著人的習性和品格。毛澤東的手勢極能體現(xiàn)他的氣象,我們只要翻閱他的歷史照片,在延安,在天安門,在抗大講堂,在重大會議,都會感覺到他的手勢非常直觀、非常生動地展示著他的心跡和氣度。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在飛機大門上舉起白色通帽向歡迎的人群招手,被攝影師搶拍下來的這一瞬間手勢,拂動著歷史風云,報告文學家方紀寫了名文《揮手之間》,展示和發(fā)掘了這一手勢可能具有的意義和風采。

　　毛澤東詩詞的不少語句,都可能刺激我們對詩家手勢的聯(lián)想,無以名之,姑稱為“潛在的手勢”。直接見諸文字的“顯在的手勢”,也令人難忘。較早出現(xiàn)是1923年告別楊開慧夫人的《賀新郎》:“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毛澤東對詞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他由此改寫了“詞為艷科”、以婉約為常態(tài)和大宗的文體生命形態(tài)。這首《賀新郎》的總格調(diào)偏于婉約,卻以一個堅毅的手勢,擺脫恩愛夫妻述說“算人間知己吾與汝”的愁絲恨縷,以豪放來牽引這番婉約。惟此,才能把首闋的結(jié)尾改作“人有病,天知否?”的反問,把全篇的結(jié)尾改作“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的期待。沒有如此手勢打頭,是難以牽引如此突生剛勁的結(jié)尾的。也就是說,一個手勢表達他獻身革命的情志,從而把狀寫柔情的婉約納入投身事業(yè)的豪放的框架之中了。另兩個手勢,一是《沁園春•長沙》中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二是《清平樂•六盤山》中的“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指點”是少年才俊的意氣風發(fā),“屈指”是長征勝利后的哲學反思。一者俊逸,一者從容,都體現(xiàn)了動人的精神氣象。毛澤東的手指似乎既可以屈入二萬里路程,又可以彈出三十八年的時間,令人不得不贊嘆這真是超級大力士的手指。彈指源自佛家的“一彈指”,極言時間短促,如司空圖《偶書》詩云:“平生多少事,彈指一時休”,發(fā)出了對人生有限性的感慨。毛澤東的《水調(diào)歌頭•重上井岡山》說:“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這樣一彈指,彈出的竟然不是人生短促的慨嘆,而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凌云壯志。他還寫有一首《念奴嬌》,竟把“彈指”當成習慣動作來重復:“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這次彈指力量更是不可估量,除了彈出了三十八年的時間外,還彈出了天翻地覆的歷史效果,這也就是這首詞接著寫到的:“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這些詩詞以獨有的手勢,彈撥著時間,旋轉(zhuǎn)了歷史,揮動著情感,評點了天下風云,如此手勢,誠可謂是一種推動歷史進程,召喚和感染了億萬民眾的出色的歷史姿態(tài)。

　　毛澤東詩詞可以看作中國共產(chǎn)黨人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歷史的高聳入云的精神坐標,其間的氣象是20世紀中國在艱難困苦的風云變幻中開國建國氣象的詩性大展現(xiàn),可做的大文章尚多,這里只不過開了一個頭。毛澤東的詞曾經(jīng)“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也不妨一問:有誰的詩詞能夠有他那種人在馬背,劍截昆侖,思接鯤鵬的魄力呢?不周山和昆侖山,在古人心目中是天柱、天梯,他詩詞中那種對觸倒不周山的老神話的新詮,以及倚天抽劍截昆侖的新神話的理想告示,無不使人感受到姿態(tài)雄偉、情感縱橫,以浩然之氣更新天地萬象的歷史力度和精神力度。所謂毛澤東詩詞的精神氣象,乃是一個巨人的心靈回響,回響在現(xiàn)代和未來的歷史回音壁之上。由此可以走近他的詩詞世界的本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