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雷 頤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超過一代人的時間了。由于采取 “漸進”式改革路線，中國的改革至今依然“在路上”。30年漸進式改革，在沒有巨大的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積聚了大量問題。而且，漸進式改革的路徑總是 “先易后難”，所以現在面臨的必然是最困難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至為艱巨，甚至舉步維艱，幾陷膠著。這些問題的久拖不決，又使社會問題更加嚴重、更加尖銳，因此對“改革”的疑慮漸起，一些質疑亦日漸激烈。中國為什么要改革？這原本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問題”，30年后竟成為一個重新提出的 “問題”，也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 　　

      在此時刻，胡德平新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從回顧、反思歷史的角度，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思路。不言而喻，對此問題的回答，也是對今后改革方向的回答。 　　

      “文革”浩劫客觀成為“文革”結束后改革的“催發(fā)劑”，但對以計劃經濟為核心內容的“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對改革、尤其是經濟改革思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均已有人。陜西戶縣以楊偉名為首的三位農民在上世紀60年代初給毛澤東的信中就系統(tǒng)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思想；1969年3月5日中共“九大”前夕，“文革”開始被打倒、此時剛被“解放”不久的胡耀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斯大林模式”的質疑，他寫道：“斯大林的戰(zhàn)前的第一次工業(yè)大躍進，似乎過多指靠了工業(yè)利潤的積累，因而使農民負擔過重。這至少是使蘇聯農業(yè)沒有躍進的原因之一。”對這個模式，他明確表示懷疑：“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實在的可能性。”（第14、15頁） 　　

      “文革”結束，胡耀邦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層重要成員、改革開放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真理標準討論”的重要意義及胡耀邦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已多有論述，筆者茲不贅述。而他發(fā)起的關于 “生產目的”的大討論，其重要意義卻未引起相應的重視與評價。 　　

      生產總要有一定的目的，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眾的消費需要。這本是經濟學的常識，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的目的實際卻變成“為生產而生產”。1979年9月中旬，胡耀邦指示中央黨校理論動態(tài)組，要他們就此問題寫理論文章。10月9日，他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說：“二十幾年來經濟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主要是：一，沒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經濟；二，方針不對頭，沒有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三，管理體制高度集中，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第272頁） 　　

      10月20日，《人民日報》將理論動態(tài)組寫的 《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一文作為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在頭版頭條位置發(fā)表。這篇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要。因此，應當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滿足這種需要。我國有九億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又反過來刺激生產。這是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別是八億農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國的大局就穩(wěn)定了。”“可是，多年來我們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需要，為生產而生產。”文章還認為，為重工業(yè)而重工業(yè)，是我國經濟工作中許多問題長期不得解決的癥結所在。目前，農業(yè)技術基礎薄弱，輕紡工業(yè)上不去，基本建設戰(zhàn)線減不下來，消費品供不應求等等，都與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有很大關系。 　　

      10月22日，《人民日報》又發(fā)表了于光遠《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問題》一文，進一步闡明了明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重要性，并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目標只應該是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人民需要的最終產品，而不應該是其他別的東西”。他還提出，之所以多年來一直提出、但一直未能解決的給經濟帶來損害的 “基本戰(zhàn)線過長”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產目的不明。文章指出：“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的問題，涉及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問題。”文章還進一步明確了應該以什么做標準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成績。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經濟學界、經濟工作者和各級領導干部的注意，同時也引起一些部門的領導的不同看法，在行業(yè)報紙上對上述觀點作出批評。對這種不同觀點間的討論，胡耀邦認為完全正常，并希望能通過討論真正弄清“生產目的”。11月5日，他在“理論動態(tài)組”的會議上希望他們寫文章，進一步從歷史上說明 “為什么同社會需要脫節(jié)的生產要衰退和滅亡的”。他還并明確說：“市場就是人們的需要。”當然，他還是強調要概念清晰，不然“過一兩年后，人們會來算我們的賬，說你們拿生活來壓生產。我們是要發(fā)展輕工業(yè)，滿足生產的需求。”（第262頁）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有關爭論只能戛然而止。 　　

      不過，爭論雖然停止，但胡耀邦的思考并未停止。在巨大的壓力下，他仍盡可能地強調消費的作用與意義。1982年5月19日，他專門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 《政治經濟不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參加者有國家計委、經委、商業(yè)部、財政部負責人與經濟學家。胡耀邦從當時啤酒非常緊缺這一具體問題，又切入“消費”。他說：“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勞動者創(chuàng)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費基金”，“要研究一下，這兩方面的比例關系怎樣處理比較適當。如果處理不當，也不利于我們發(fā)展生產。我們當然要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是過分地采取節(jié)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這于促進生產的發(fā)展是否合適？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第261頁）更重要的是，他由消費問題深入到對社會主義發(fā)展模式的探討。在這次討論會上，他坦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來，東歐國家，包括匈牙利，也還不能說真正走出了一條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發(fā)展道路?，F在不少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發(fā)展，實際上還是處在盲目狀態(tài)中。我們能否經過五年、十年的時間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來，要靠我們的努力。”他認為，蘇聯和東歐模式的特點是“高積累，加重群眾的負擔，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國借款的辦法，壓縮群眾的消費，強制發(fā)展生產。這個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據人民需要來搞的，所以不能成功”。（第261、273、274頁） 　　

      “這個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據人民需要來搞的，所以不能成功。”此話格外重要。從“消費”入手，必然會一步步深入到對舊經濟模式的根本性顛覆的結論。抓住消費問題緊緊不放，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是當代經濟學的重鎮(zhèn)，他的經濟學理論主要包括信息分散論、競爭理論和消費者主權論。其信息分散論指出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經濟生活中的信息是分散的，有成千上萬的企業(yè)和消費者，政府不可能獲得關于這些經濟個體的足夠信息，因此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這是計劃經濟不能成功的根本之處。他的競爭理論是指競爭是一個發(fā)現的過程，是市場交換獲取信息的必要條件，市場為競爭提供平臺，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價格機制協(xié)調這成千上萬的企業(yè)和消費者的分散決策。而價格機制之所以能協(xié)調千千萬萬分散決策，歸根結底在他提出的“消費者主權”概念。他的“消費者主權”與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的“生產者主權”概念針鋒相對。他認為，市場上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系中，不是生產決定消費，而是消費決定生產。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場上選購所需商品，就把消費者的意愿和偏好通過市場傳達給了生產者，于是所有生產者根據消費者的意愿安排生產，提供消費者所需的商品。消費者手中的貨幣就是選票，適應消費者存，不適應消費者亡。而國家干預、調節(jié)總需求的主張則違背、限制了消費者主權，把國家的意志強加給市場，強加給生產者和消費者，必然導致價格扭曲、信息失靈，最終是資源配置失調。 　　

      胡耀邦是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實干家”不是理論家、更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的思考卻突破教條而與現代經濟學有不謀而合之處，確實難得。他對生產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的思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地方片面地強調生產指標、規(guī)模和速度，單純追求GDP、將經濟增長片面等同于發(fā)展。這種過分追求GDP，為GDP而GDP的急功近利造成了不健康的增長方式。為追求GDP必然是重投資，忽視公眾消費需求，不努力擴大內需，使經濟發(fā)展缺乏內動力和后勁。一些地方甚至為GDP而強征土地、強制拆遷，人民沒有與GDP增長相應的幸福感。片面追求GDP其實就是當年“為生產而生產”的翻版?，F在片面追求GDP傾向當有多種原因，但與當年關于“生產目的討論”的戛然而止或不無關系。 　　

二 　　

      正如胡德平所說：“自1957年反右，直到批判四人幫”，任何政治運動，任何黨內斗爭，任何意識形態(tài)交鋒，只要給對方戴上資產階級路線、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這種思維慣性作用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四人幫”的批判也是批判他們是 “新舊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終極目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第130頁） 　　

      對此，胡耀邦經過深思熟慮，不表贊同。1977年3月，他告訴人們要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提醒人們 “封建主義在我們這里還很有市場呢！”同年5月，他對中央黨校有關人員更明確地說：“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1957年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對“文革”和“四人幫”的根源，他說：“我看也不是什么資產階級和 ‘正在走的走資派’。林彪、康生、江青這些人搞的是封建專制那一套，什么宮廷政變，什么呂后、武則天，什么法家。那還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無產階級。”（第133、134頁） 　　

      不過，在中共黨的正式會議上，第一個公開提出要批判封建主義的，還是葉劍英。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葉劍英以相當長的篇幅分析了“文革”的起源。他說：“林彪、‘四人幫’所以在民主問題上制造混亂，絕不是要反對什么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要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絕不要再上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過充分的發(fā)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基礎上開始建設的。”“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他提出：“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大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李維漢，從1979年開始，多次結合自己五十多年黨內生活的經歷，鄭重向領導人提出他對封建主義思想在共產黨內遺毒的認識。1980年5月24日，李維漢向鄧小平詳細闡述了他反對封建主義的觀點，長達兩個小時。他的開場是：“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里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現在雖然 ‘文革’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fā)生。”“（我黨在）理論上，思想上的封建遺毒還沒有來得及清算……這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一個不足，缺少了從理論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清算封建遺毒這一面。”（第138－142頁） 　　

      在思想理論、意識形態(tài)方面，究竟主要反對、批判什么，是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為此，1979年初召開了長達數十天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如胡德平所說：“理論務虛會在這種情況下想開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滿意，殊非易事”，最后，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此，作為中央領導人，胡耀邦并無異議，但內心不無擔憂。他對人說：“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統(tǒng)一起來。今后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即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基本原則割斷開來，或對立起來，弄成兩張皮。” 　　

      事實證明他的擔憂并非杞人之憂，胡德平感嘆道：“遺憾的是，他沒有把這種考慮和如何預防這種可能性的出現在閉幕會上講出來，也沒有批準對這一問題予以闡述的同志在大會結束時做一個發(fā)言。這是他在組織會議工作時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當時思想的某些局限性。”針對會后出現的這種情況，一位理論工作者先后寫過三篇理論文章，“完全是站在歷史轉折的角度，論述解放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的關系，卻遭到黨內有些人蠻橫的打擊和誣陷：‘這三篇文章，都是從反面提問題，不是積極宣傳基本原則……”而且，胡耀邦也未能幸免。在1979年6月18日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出了自己當時的處境和主張：“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第117－124頁） 　　

      胡德平感覺到，“隨著職務地位的變化，在他真誠執(zhí)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憂患蒼勁的思考，在熱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獨的心緒。這種心境一直伴隨他，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