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馬克鋒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站在100年后的今天，重新審視這場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歷史轉(zhuǎn)型意義的偉大革命，總結其經(jīng)驗教訓，梳理其歷史文化遺產(chǎn)，提升其精神價值，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論題的緣起辛亥革命發(fā)生于戊戌維新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上距戊戌維新運動13年，下距新文化運動4年。即使從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算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也就15年時間；再往前延伸到1894年興中會成立，也不過19年時間。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又經(jīng)歷了以農(nóng)民為主導的反抗外國列強侵略的義和團運動，以清廷為核心的君主立憲運動。不同主題的運動彼此輪換，彰顯出中國近代社會的危機與焦慮。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革命并沒有成為時代的主旋律。1903年，年僅20歲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飽含激情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革命軍》，謳歌革命，歌頌民主，并鮮明提出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政治主張。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提出了“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隨后，中國革命黨人在同盟會和其領袖孫中山的領導下，在積極宣傳革命、共和、民主思想的同時，利用中國社會固有的組織網(wǎng)絡及朋友、師生、親屬等個人關系，聯(lián)絡會黨、新軍等力量，屢次發(fā)動“邊地革命”，以武裝起義的形式向清朝統(tǒng)治發(fā)起一輪又一輪沖擊。革命理論和理念在輿論宣傳和武裝斗爭的具體實踐等多種合力下開始廣泛傳播，革命這個長期以來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名詞逐漸被民眾所理解、同情并進而接受。當然這個過程特別曲折，情形十分復雜，其中的痛苦、磨難甚至慘烈，遠非常人所能想象。晚清立憲運動“名為立憲，實則專制”的現(xiàn)實以及傳統(tǒng)政治體制所固有的種種缺陷，使辛亥革命的發(fā)生成為歷史的必然。親歷辛亥革命歷史巨變的戴季陶當時就指出，辛亥革命是人民公意的勝利。他說：“自革命之說出，而全國之心思，皆趨向于革命。武昌一舉，全國從風。當革命軍與清軍激戰(zhàn)之時，全國人民，其大多數(shù)聞革命軍勝而喜，聞清軍勝而憂；憂與喜之間，即表示其贊同反對之意志者也。惟全國人民之心志皆一，夫然后革命功成，而共和國建。故曰民國之成立，全國人民之公意也；革命之軍，特人民公意之代表而已。第一次之總統(tǒng)，即代表全國國民而行公共之善意者也。”[1]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第一次巨變。 　　

      對于辛亥革命在政治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學者普遍給予認同和肯定。但是，對于這次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建樹及其影響，學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當代著名學者李澤厚曾經(jīng)指出，中國近代是一個空前動蕩的大變革時代，中國近代思想在短短幾十年內(nèi)，越過了歐洲思想發(fā)生成熟的數(shù)百年行程，“這樣，一方面就使整個思想帶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對好些問題經(jīng)常一掠而過，未能得到廣泛深入的展開，未能產(chǎn)生比較成熟、完整、系統(tǒng)、深刻的思想體系，在理論領域顯得膚淺、貧乏和雜亂”。[2]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屬于中國近代思想系列中的一個部分，自然也有此局限性。李澤厚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從成功走向失敗，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武裝和輿論準備，思想啟蒙也不重視。他說：“如何在更深遠的含義和內(nèi)容上，從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實行資產(chǎn)階級民主，以真正戰(zhàn)勝封建主義，革命派始終沒有充分的思想武裝和輿論準備。……資產(chǎn)階級思想啟蒙工作，革命派本來就做得很少，也不重視”。[3]對于李澤厚的看法，許多學者發(fā)表了不同意見。筆者在1989年曾經(jīng)發(fā)表了題為《辛亥與啟蒙》的論文，指出：“正像法國1789年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有他的思想啟蒙運動一樣，波瀾壯闊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前夜也出現(xiàn)了它的理論啟蒙”。認為從1900年到1911年這十余年間，中國思想界也出現(xiàn)了一個啟蒙運動。[4]但當時并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 　　

      平心而論，辛亥革命由于是一場政治革命，加上時段相對較短，思想文化啟蒙不是該階段的主題。比較而言，辛亥革命所留下的精神遺產(chǎn)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文化層面，特別是在革命思想與民主共和思想方面。所謂精神遺產(chǎn)，是介于物質(zhì)遺產(chǎn)與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之間的一種思想遺產(chǎn)，是無形無像、無色無味但卻對當今社會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思想、觀念、學說及其價值觀等元素。關于精神遺產(chǎn)的研究和理論建構，學界目前尚無權威的界定。筆者暫且借用這一尚不成熟的理論術語，對辛亥革命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做一初步梳理和總結。 　　精神遺產(chǎn)之一：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以革命冠名的歷史事件。中國古史上盡管有“湯武革命”的美好傳說，但畢竟是以武力推翻前朝暴政進而改朝換代的一種手段，僅僅表明仁政戰(zhàn)勝了暴政，政治統(tǒng)治又歸于常態(tài)，不涉及政治制度的變革。辛亥革命是以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為模版的旨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武裝暴動，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有本質(zhì)區(qū)別。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曾經(jīng)十分自豪地宣稱：“竊以為世界有永遠紀念之日三：一為美之七月四號；一為法之七月十四號；一即我中華民國之十月十號是也。”[5]這已經(jīng)對辛亥革命的現(xiàn)代性做了新的注腳。 　　

      最早提及近代意義上的“革命”一詞的是主張溫和改革的維新派人士，如王韜、康有為等人。他們在其介紹歐洲近代歷史的著述中都先后提到“法國革命”，但卻是一種否定性評價。在他們筆下，法國革命黨人不是“暴徒”，便是“亂黨”；法國大革命也是一部血流成河、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他們站在改良的立場審視法國革命，其心態(tài)是懼怕革命，恐懼革命，擔心中國發(fā)生革命。因此，他們通過敘述歐洲革命故事，告誡當權者銳意改革，以免重蹈法國覆轍。同時，通過渲染法國革命的血腥，反對即將在中國產(chǎn)生的革命暗流。梁啟超是當時維新派中被人視之為具有革命傾向的人物。他先后寫過《釋革》、《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等釋義“革命”的文章，認為革命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梁啟超說：“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6]考察梁啟超關于革命的言論，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內(nèi)心世界其實有一種革命的沖動，但由于他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師命難違，不敢公開常言革命，只能以比較溫和的“破壞主義”表露自己的訴求。梁啟超是晚清“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導者，盡管其革命的含義是變革，盡管他對其多有辯解，但明眼人還是能夠看出他的革命情結，只不過隱晦、模糊罷了。 　　

      旗幟鮮明提出并極力鼓吹實行革命的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鄒容撰寫《革命軍》，從進化、公理、救亡、人權等多個方面闡述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當性，并給予革命以無限崇高的地位。他說：“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郁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驶试?！革命也。”[7]章太炎也將革命視為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一劑良藥。他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zhèn)渲妓幰印?rdquo;[8]如果說鄒容、章太炎二人是將近代革命理論與傳統(tǒng)革命意識籠統(tǒng)討論的話，那么，孫中山以他的敏銳與智慧，已經(jīng)開始將傳統(tǒng)革命與近代革命作了區(qū)分，明確強調(diào)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給其賦予全新內(nèi)容。孫中山指出：“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9]隨著革命觀念的流行，革命意識逐漸深入人心，孫中山的政治形象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開始由以前的“草寇”、“大盜”和“亂臣賊子”一躍而為“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10]一個全新的革命領袖呼之欲出。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辛亥革命之后，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tǒng)治，發(fā)動“二次革命”，被戴季陶稱之為“民主與專制之激戰(zhàn)”。“二次革命”失敗后，陳其美等人又曾密謀舉行“三次革命”。[11]革命黨人不屈不撓的努力奮戰(zhàn)足以表明，革命已經(jīng)成為志士仁人實現(xiàn)民主共和理想的精神動力。金觀濤利用《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數(shù)據(jù)庫1830-1930》關鍵詞檢索1911年的“革命”與“立憲”，得出的結果是：“革命”一詞出現(xiàn)過200多次，“立憲”一詞出現(xiàn)過400余次。“這意味著支配辛亥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觀念”。金觀濤認為，“到1920年代，國民黨為了論證自身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才成為一個指涉1911年滿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詞。也就是說，把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說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識形態(tài)對歷史再解釋的結果。”[12]對此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理論推斷，筆者不能茍同。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各地媒體由于主辦者政治態(tài)度不同，立場有別，因此，對于此事件的報道，使用的詞匯差別很大。不論是支持或同情革命的媒體，還是持中立態(tài)度的媒體，大多用“革命”、“革命黨”、“革黨”、“黨人”、“鄂亂”等詞來報道。其中，“革黨”、“黨人”、“鄂亂”等詞使用的頻率相當之高。[13]如果僅僅以“革命”作為關鍵詞檢索，包含武昌起義革命信息的“革黨”、“黨人”、“鄂亂”等詞，是檢索不到的。再加上當時中國依然處于清朝的統(tǒng)治之下，各種媒體在時事報道中對諸如“革命”等敏感詞語還是持審慎態(tài)度的，不能完全反映當時革命的全貌。 　　

      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對革命的宣傳和實踐，使革命思想與革命理念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主要表現(xiàn)在：不但出現(xiàn)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民主革命等概念，而且還引發(fā)了廣義的社會文化革命意識。從晚清到民初，革命已經(jīng)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諸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教育革命”、“社會革命”、“佛教革命”、“祖宗革命”、“經(jīng)濟革命”、“產(chǎn)業(yè)革命”、“科學革命”、“國民革命”等術語、口號相繼出現(xiàn)，顯示了革命影響的深度和廣度。[14]至20世紀20年代，“革命”話語已擁有至高地位。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最為活躍的黨派均以革命相號召。國共兩黨合作進行的革命稱為“國民革命”，中國青年黨自稱其革命為“全民革命”。中國國民黨、共產(chǎn)黨、青年黨競言“革命”，革命變?yōu)槎帱h派的共同訴求，并上演了“大革命”的壯舉。[15]1927年后，國民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從革命黨成為執(zhí)政黨，從此對內(nèi)保守，對外妥協(xié)，逐漸放棄了革命主張，孫中山一代所強調(diào)的革命性幾乎完全喪失。而中國共產(chǎn)黨則繼續(xù)高舉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旗幟，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zhàn)，終于完成了孫中山的一部分未竟之業(yè)。即使到了改革開放的和平年代，鄧小平也講改革也是一種革命。這說明革命也是一個好東西，關鍵要看其內(nèi)涵和本質(zhì)。 　　

      精神遺產(chǎn)之二：民主思想革命特別是近代意義上的革命既然不是簡單地以武力奪取政權，使公權從一部分人手中轉(zhuǎn)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實現(xiàn)輪流做莊，而是以一種相對進步合理的政治體制取代傳統(tǒng)的政治體制。具體來說，就是以共和民主體制取代封建專制體制，從以帝王為中心轉(zhuǎn)型為以政黨精英為中心，從寡頭政治轉(zhuǎn)變?yōu)槿嗣裾巍＝⑿滦兔裰髡?，是近代中國進步思想家的共同追求，各派人物雖然用詞不同，“民本”、“民權”、“人民主權”各自表述；話語體系有別，“立憲”、“共和”、“憲政”理想迥異，但是，都正面肯定和積極認同現(xiàn)代民主的時代價值。 這一進程中，明顯經(jīng)歷了從傳統(tǒng)“民本”話語到現(xiàn)代民主話語的轉(zhuǎn)變。[16] 　　

      西方民主一詞傳入中國后，很快激活了中國歷史中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前期，傳統(tǒng)“民本”思想一度成為中國政治思想的強勢話語。當然，這一時期的“民本”含義，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大大超出了中國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原有內(nèi)涵，歐美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論甚至人民主權論的影子和痕跡隨處可見，只是表現(xiàn)形式比較隱晦、含蓄而已。比如，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段話，很能反映當時思想界的普遍認識。譚嗣同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于民，而不下儕于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于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17]臺灣學者韋政通對此做了總結和概括，認為在譚嗣同關于君民關系的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意思：其一，國君是由人民選擇、選舉的；其二，因是人民選舉的，國君自然親民；其三，國君既是由人民選舉產(chǎn)生的，因此人民為國家的主體；其四，人民能選國君，也可罷免國君。其五，人民選舉國君，是要他為大家辦事，做人民的公仆，如不能盡職，就要將他罷免。[18]譚嗣同屬于維新陣營中的激進派，思想言論遠比同輩超前，但在涉及民主的問題上也是點到為止，實質(zhì)上還是維新派“君民共治”政治模式的理想圖景而已，更多表現(xiàn)在理論層面。維新派之所以不能突破固有體制而倡言民主，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內(nèi)心沒有完全認同并接受近代民主，包括理論與現(xiàn)實兩個層面。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與維新派羞羞答答的“托古改制”與遮遮掩掩避談盧梭絕然不同，毫不隱諱地舉起了近代民主共和的思想旗幟，不但將民主作為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而且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政治主張，并為此作了艱苦卓絕的奮斗和探索。早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年輕的革命黨人鄒容便在其《革命軍》一書中，對近代民主做了謳歌與禮贊。鄒容認為，中國人知道盧梭、孟德斯鳩等民主思想家的著作，是中國人民的幸運。因此，這些思想應該成為中國實現(xiàn)民主的理論武器。他說：“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坯胎，皆基于是。”[19]鄒容還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主張，并明確說明這個新興共和國主要參照美國政治模式。不管是否具有可行性，在那依然是清朝專制統(tǒng)治的年代，鄒容敢于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其英雄氣質(zhì)和不畏犧牲的精神是無人可比的。以蹈海身死來喚醒國人的革命先賢陳天華認為共和制度是一種最理想并且適宜于中國的政治設計，明確倡導“中國宜改創(chuàng)民主政體”。他說：“法人孟德斯鳩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為‘萬法精理’一書，演三權分立之理，而歸宿于共和。美利堅采之以立國，故近世言政治比較者，自非有國拘流梏之見存，則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國沉淪奴伏于異種之下者二百數(shù)十年，邇來民族主義日昌，茍革彼羶穢殘惡舊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善之政體，則宜莫共和若。”[20]陳天華還對當時流行的國民教育程度不夠，難以實行民主的觀點作了系統(tǒng)批駁，指出在中國實行民主立憲是大勢所趨，時代的必然，“中國舍改民主之外”，別無選擇，“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21]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針對當時政治轉(zhuǎn)型必須有序，從野蠻到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民主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的觀點做了批駁，明確指出革命的目標就是建立民主共和體制。他說：“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22]1905年8月，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革命的政治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他說：“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tǒng)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權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23]這段話鏗鏘有力，簡要勾畫了一幅民主共和國的圖景：議會制度、憲法政治、民選國家元首、大眾參與政治、徹底告別帝制。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隨后立即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一步用法律的形式確認了這一系列民主原則，試圖以制度的形式給予固化。其具體設計及方案是：第一，人民主體論或人民主權論。建立中華民國，必須全力融入這些理念：“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國民享有各種自由權利并具有參政權。[24]第二，中華民國政府實行分權制，議會負責立法，大理院負責司法，總統(tǒng)或內(nèi)閣總理負責行政。各個權力之間實行制衡，不得越權。第三，實行政黨政治。所謂政黨政治，當時革命黨人的理想是形成執(zhí)政黨與反對黨一方執(zhí)政、一方監(jiān)督的執(zhí)政格局，而且兩黨之間必須是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套用中國近代政黨政治之父宋教仁的話來說，就是“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nèi)閣；退而在朝，也可以嚴密的監(jiān)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25]第四，實行地方自治。第五，通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逐步推進，漸次實施。對此，長期致力于近代民主思想研究的方敏給予了比較高的評價。他指出：“以上方案在理論上比較充分地體現(xiàn)了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的原則；在仿行西方政治制度方面以民主制度較為完善的美國模式為藍本，內(nèi)閣制度的設計則有兼采美、法兩國制度而取折中之意；方案中關于革命程序的設想，則體現(xiàn)出革命黨人對中國具體情況有著一定程度的關注。所有這些都鮮明地反映了該方案的民主主義精神和革命精神。”[26]大規(guī)模的民主政治試驗在民初并不成功，但作為一種思想遺產(chǎn)，卻給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許多啟示。 　　

      辛亥革命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產(chǎn)和精神遺產(chǎn)。精神遺產(chǎn)除上述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之外，還有科學思想、“振興中華”的思想，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國學思潮等等。限于篇幅和時間，不能一一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解讀和分析。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日來臨之際，重溫和檢視這場偉大變革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chǎn)，以敬重與同情的態(tài)度來反思和審視其深刻內(nèi)涵，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