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新時期一個深邃的文化治國課題

——“雷鋒精神”系列解讀之一

張希賢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雷鋒精神，在全社會廣泛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是一個看似簡單，實質是一個深邃的文化治國問題。對于這樣一個深邃的文化問題，怕就怕給予“沒文化”地“學習”。 　　

      怎樣弘揚“雷鋒精神”，需要我們黨重新認識和深入發(fā)掘我們自己的深邃的“文化治國”傳統(tǒng)。“文化治國”傳統(tǒng)，產生于革命根據(jù)地時期的“文化育民”，輝煌于20世紀60年代初，代表作是我們黨創(chuàng)造了“一高四典”，全力推進文化治國的步伐。 　　

      當時的“一高”，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黨領導文化戰(zhàn)線創(chuàng)造了“紅色文化的第一次高峰期”。以《青春之歌》、《紅巖》、《紅日》、《紅旗譜》、《野火春風斗古城》、《鐵道游擊隊》等為杰出代表作的小說、電影、繪畫等文學藝術，激情昂揚的主旋律，“紅透”了一個時代。 　　

      當時的“四典”，就是我們黨選擇了“四個時代典型”，從文化切入，打造了“文化治國”的新時代。 　　第一個典型是選擇了一個優(yōu)秀的普通戰(zhàn)士雷鋒，樹立為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的楷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四位黨和國家領袖，對雷鋒精神進行了題詞，隨后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雷鋒事跡報道》、《雷鋒班》的命名與傳承，整個形成了一種文化，而且氣勢如虹。 　　

      第二個典型是選擇了一位既杰出又普通的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創(chuàng)造了“鐵人精神”，報刊雜志、廣播影視、歌曲傳播，鋪天蓋地。“晴天一頂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紅，石油工人心向黨，滿懷深情望北京”。 　　

      第三個典型是中央樹立了黨的好干部——焦裕祿。河南省開封地區(qū)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頂著晚期的肝病，為人民鞠躬盡瘁，直到病逝在為人民服務第一線。我們黨也是從文化上成功地打造了一個縣委書記，直到現(xiàn)在的干部形象，都沒有人能超過焦裕祿。 　　

      第四個典型是革命烈士“江姐”，與長篇小說《紅巖》、電影《烈火中永生》并行，新中國第一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親自主抓歌劇《江姐》的創(chuàng)作，到現(xiàn)在歌曲《紅梅贊》都經久不衰。 　　

      1963年前后兩年的“一高四典”，中國共產黨從道德建設上啟動了“文化治國”的深邃課題。 　　

      到今天，怎樣“學雷鋒”，實質就是我們黨自己的深邃的“文化治國”傳統(tǒng)，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卓有成效地實現(xiàn)傳承和創(chuàng)新問題。2011年隨著“小悅悅”等系列事件引發(fā)的文化熱詞“道德”，其核心就是“問鼎”一個“時代大文化”建設問題。沒有一個時代的文化繁榮和主旋律的激昂向上，只有男歡女愛和“一切向錢看”，自然就會是非標準混淆。沒有對“人物典型”的系統(tǒng)文化工程建設，人們自然就會“樂哈哈、瞎忽悠”。 　　

      怎么“學雷鋒”，一要抓“大文化”——創(chuàng)造性地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中，以激昂向上的主旋律激勵人心。二要抓“小文化”，即“典型”的文化再創(chuàng)造，不是對“典型”的“白描”，到處“演講”，把一個有血有肉有風骨的文化典型，硬給講成枯燥乏味的“沒文化”。三是要抓每個人的“文化塑造”，有針對性地學，解決一個到底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