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試院

 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首先要科學認識當前社會矛盾和問題。中國的發(fā)展又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一點都不亞于30多年前。面對“發(fā)展中的煩惱”，有人困惑，有人疑慮，一些片面甚至錯誤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片面錯誤的認識，除了立場問題、經驗問題，大多源于錯誤的思想方法。凝聚共識、匯聚力量，就要像陳云同志所說的，首先“把思想方法搞對頭”。

　　一、用“古今中外”的方法認清大勢、把握方位

　　這個方法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期提出來的，并用這種方法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guī)律。今天，同樣要拿這個方法分析、研究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所處的歷史方位，以把握規(guī)律性、掌握主動權。

　　所謂“古”，就是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在歷史的比較中觀大勢、把方位、增信心。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理想渺茫、信仰動搖，根子在于不知道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怎樣走過來、怎樣走下去，哪些做對了、怎樣做才對。抹黑昨天也就暗淡了明天，否定來路也就迷失了去路。今天的路是歷史之路的延伸，承載著民族命運，是一條創(chuàng)造奇跡、改造面貌、成就夢想之路，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自信、這樣意氣風發(fā)。把“中國問題”與中國歷史、中國道路、中國奇跡聯(lián)系起來看，任何妄自菲薄、猶豫遲疑都缺乏事實根據。

　　所謂“今”，就是從改革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fā)看問題，研究我們所進行的“偉大斗爭”所呈現出的“新的歷史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變”與“不變”的統(tǒng)一中看時代、看問題、看改革。要看到“三個沒有變”，同時更要分析“新的歷史特點”。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利益調整期、改革攻堅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這些審時度勢的重大判斷，反映了階段性矛盾的特殊性，也恰恰是進行新的偉大斗爭的根據，是戰(zhàn)略定力和改革動力的源泉?？?ldquo;風景獨好”，又看“激流險灘”；看總量第二，又看結構失衡；看發(fā)展?jié)摿?，又看瓶頸約束；看制度優(yōu)勢，又看機制弊端。只有辯證看“階段性特征”，才能使我們啃起“硬骨頭”來更加從容不迫，也更加銳不可當。

　　所謂“中”，即從中國基本國情看問題，從中外的比較中認識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極其復雜。比如，當前存在的資源瓶頸問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問題、就業(yè)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并不都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而是同我國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眾多、超大規(guī)模的基本國情相聯(lián)系的，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有些人把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歸咎于社會制度、歸咎于改革開放，認為都是制度帶來的，或“都是改革惹的禍”。而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怎么會有今天的發(fā)展成就？國情決定道路。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fā)，是分析中國問題的根本立足點。

　　所謂“外”，就是以國際視野看問題，把中國發(fā)展中的問題放到世界歷史長河中去認識，通過國際比較來認識中國當前面臨問題的特殊復雜性。國際比較要有科學方法，只看同不看異或只看異不看同，選擇性比較而不是全方位比較，非對稱性比較而不是以相同標準、在相同條件下比較，都會得出錯誤結論。事實上，我們面臨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是各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共性問題。比如，由于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帶來的就業(yè)問題，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各國共有的問題。收入差距拉大問題也是發(fā)展中國家在人均GDP跨入4000美元時都必然碰到的問題。工業(yè)化導致的環(huán)境污染，許多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國家歷史上都曾遇到過，倫敦從霧都茫茫到今日碧水藍天，經歷了很長時間。所不同的是，中國要在較短時間走完別國幾百年走的路，而且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問題必然會集中呈現、疊加在一起，這也正是這場斗爭的偉大之所在。

　　二、用唯物辯證的方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

　　一要理性客觀地看問題，就是客觀承認、積極面對、理性對待。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任何客觀存在，不會因否認而消失、因輕視而縮小，也不會因為夸大而變得無可救藥。對于當前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我們既不能視而不見、掉以輕心，也不能“戴上有色眼鏡”看是非、定曲直，更不能故意夸大矛盾、視為洪水猛獸。比如，辦證多、辦證難問題，近來因為一張“人在證途”圖表而成為熱議的焦點。對于這樣的問題，就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客觀承認這種現象的存在，承認這些證件歷史上對管理社會的積極作用，同時客觀分析證件過多過濫的弊端，并積極幫助政府一道尋求解決的途徑。另一種則是一味吐槽、詬病，發(fā)泄對政府的不滿，把一切證件都說成腐敗的溫床，并抹殺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所作的努力。很顯然，前一種態(tài)度更具有建設性。因而，當對某一社會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時，應善于進行理性思考，而不能憑感情用事；當我們想達成某種愿望之時，不妨想想客觀條件是否允許。為了一種超越現實而暫時無法實現的目標而糾結，無異于“庸人自擾”；唯恐天下不亂，歪曲事實真相，隨意傳播謠言，或采取非理性手段來達到個人目的，更是為社會所不允許。

　　二要發(fā)展地看問題，就是把問題和矛盾的解決看作一個過程，看變化、看方向、看趨勢。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著的兩個方面互相聯(lián)系又互相斗爭而不斷向前推進的。如果靜止地看問題，就會被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所嚇倒，就會喪失信心。當前人們關心的一些社會問題，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定歷史發(fā)展時期相聯(lián)系的，也必然隨著社會發(fā)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問題的解決要從改變問題產生和存在的條件入手，而各種條件的改變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勞永逸。比如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問題，是歷史文化原因、經濟社會發(fā)展原因、人口原因、體制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是簡單的“造城運動”所能解決的，消除城鄉(xiāng)差別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要從城鎮(zhèn)化進程的每一個進步中看變化、看發(fā)展、看趨勢，而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蠻干。

　　三要全面地看問題，就是要用系統(tǒng)的觀點、聯(lián)系的觀點、立體的思維看問題。任何社會問題的出現都不是孤立的，也都不是“直線思維”所能解決的。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把革命看成直線是形而上學，把革命看成曲線與直線的統(tǒng)一是辯證法。我們必須懂得平面,同時也必須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與球面的統(tǒng)一，善于進行“球面思維”。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就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單靠某一個領域、某一個部門是很難完成的，需要進行包括戶籍制度、就業(yè)制度、工資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教育體制、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和公共服務體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導致“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分析問題時，既要“瞻前顧后”，也要“左顧右盼”；既要總體把握，也要分清主次；既要分析矛盾的范圍、數量、程度，也要分析矛盾的性質；既要分析矛盾的小環(huán)境，也要分析大環(huán)境；既要看解決矛盾的有利條件，也要看不利因素。

　　四要辯證地看問題，就是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透過現象看本質，善于看大勢、看主流、看方向。既“不為浮云遮望眼”，也不可“橫挑鼻子豎挑眼”。而有的人只看社會的陰暗面，不看光明面，這也“不靠譜”，那也“需質疑”。比如，有些人只看到道德領域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滋長，只抓住社會上一些道德滑坡、誠信缺失、行為失范、社會失序的個別現象，把這些個別現象加以夸大，把道德狀況看得一團漆黑。事實上，改革開放30多年來，人民群眾在物質生活得到極大豐富的同時，精神面貌也發(fā)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化，取得歷史性進步。近年來，全國道德模范以及“最美媽媽”、“最美護士”、“最美教師”、“最美司機”、“最美基層干部”等一系列“最美”群體的出現，恰恰折射出社會道德呈現出的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態(tài)勢?？磫栴}，要看現象更看本質，看支流更看主流，看不滿更看如意，看工作當中的缺點更看黨和國家付出的艱辛努力。既滿懷激情又秉持科學理性；既不為困難嚇倒，也不盲目樂觀；如履薄冰而又充滿自信，心憂天下而又勇?lián)熑?，這才是應有的成熟的“國民心態(tài)”。

　　同時，辯證地看還要求不能把事物絕對化。好好一個東西，如果把它絕對化，就會物極必反。比如，如果自由沒有了邊界，走向極端自由主義，社會就會陷入“人對人是狼”的戰(zhàn)爭；平等沒有了邊界，陷入平均主義，就會鼓勵懶惰，消解社會活力。我們看待任何問題，心里都應始終裝著一條邊界，刻上一條底線，不能把相對的說成絕對的，把偶然的說成是必然的，把次要的說成是主要的，把局部的擴大為全局性的，把暫時的說成是長期的，把特殊的個別的說成是普遍的。

　　三、用科學思維解決問題，用務實擔當的精神立言立行

　　解決中國問題需要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樹立底線思維，要求凡事從最壞處準備、往最好結果去努力，只有這樣，才能居安思危、未雨綢繆，見微知著、提早應對。憂患心與自信心必須是相統(tǒng)一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把憂患意識異化為懷古傷今、自暴自棄、畏縮不前的悲觀情緒，異化為極端的懷疑主義和對中國前途命運的“唱衰”，異化為對個人蠅頭小利的患得患失，異化為“圍觀者”、“打醬油”般的幸災樂禍。憂患意識如果離開了愛心和善心、自信和自強、責任和擔當，只能是消極的悲觀主義，于國于民沒有一絲好處。真正的憂患意識，應當是不失道路、理論、制度自信的憂患意識，是建設性的憂患意識，是勇于擔當的憂患意識。

　　解決中國問題需要戰(zhàn)略思維和全局駕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索契接受俄羅斯記者采訪時指出，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又腳踏實地，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tǒng)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要“十個指頭彈鋼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把中國博大精深的經世治國思想運用于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闡述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辯證法：借鑒西方而又“不失故行”，“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體現的是道路自信；“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知通亦知本，達變亦守成，體現的是本末、變守之間的戰(zhàn)略定力；“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體現的是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眼光；“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洶涌也不行”，體現的是活力與秩序的掌控；尋求“最大公約數”，求同存異，體現的是異同之間的利益聚合；“治大國若烹小鮮”，“慎于畏小”而“智于治大”，“抓大放小、以大兼小”，同時又“以小帶大、小中見大”，“積小勝為大勝”，體現的是“小大之間”的睿智和從容；“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體現的是“宏微之間”的憂國情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體現的是巨細、難易之間的戰(zhàn)略掌控；力倡“善始善終、善做善成”，力戒“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體現了對“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的警醒；“圓不失規(guī)，方不失矩”，“德法兼治”，體現的是“方圓之間”的治國方略；“敢作為、勇?lián)?，言必信、行必?rdquo;，“踏石留印，抓鐵有痕”，體現的是知行統(tǒng)一的自覺擔當意識，等等。習近平總書記賦予這些閃耀著辯證法光芒的思想以現代國家治理的時代內涵，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解決中國問題、進行偉大斗爭的科學方法和高超藝術。

　　解決中國問題要有創(chuàng)新意識和改革勇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富有強烈問題意識，同時又富有高度實踐自覺、創(chuàng)造自覺的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梢哉f，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創(chuàng)新的思想和認識，是由問題刺激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到總結和升華。必須勇于正視矛盾、化解矛盾，而不能一味回避、妥協(xié)。改革面臨的矛盾越多、難度越大，越要堅定與時俱進、攻堅克難的信心，越要有進取意識、進取精神、進取毅力，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

　　解決中國問題關鍵靠知行統(tǒng)一。自古以來，立德、立功、立言被并稱為人生追求的“三不朽”，其聯(lián)系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在于立行。對生長在這樣一個偉大時代中的每個人來說，立言更要立行，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默默無言而做得到位，給人以驚喜；夸夸其談而不見行動，則給人以失望。既想代圣賢立言，又想為私利經營；人前高談闊論，人后蠅營狗茍，則必遭人唾棄。有夢想，就要有奮斗；圖共享，就要真共建。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人的夢。把立言與立行、夢想與實干、共享與共建統(tǒng)一起來，才能真正成就我們的夢想、人生的“不朽”。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變?yōu)楝F實。